导语：同性伴侣+辅助生殖技术+亲子关系纠纷，全国首例开庭！
2025年，一起发生在厦门的特殊抚养权案件，引发了全网热议：两名女生同居多年，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育一名女婴，但在分开后，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闹上法庭。
一个是供卵方，一个是孕育者——谁才是真正的母亲？法院最终给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决，也让“代孕是否合法”“同性育儿权”与“辅助生殖伦理”等敏感话题再次浮出水面。
一、案件回顾：一人供卵一人生育，两人都称是孩子的母亲
2018年，小提（化名）和阿美（化名）在厦门相识相恋，成为同性伴侣。因小提身体原因无法怀孕，双方决定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。
2019年，小提提供卵子，结合购买的精子，在医院通过试管胚胎技术，将受精卵移植入阿美体内。阿美成功怀孕，并于当年年底在医院顺利产下一名女婴。
然而，孩子出生仅两个月后，阿美却将孩子带走，并以自己的名义登记出生证，还断绝了小提与孩子的联系。
小提将阿美告上法庭，要求确认自己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，并争取抚养权。
二、法院认定：孩子归孕育者，供卵者不具法律母亲身份
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，确认了以下事实：
孩子的胚胎由小提卵子和第三方精子结合而成；
- 孩子由阿美十月怀胎并顺利产下；
- 孩子出生证明上母亲为阿美，父亲信息为空；
- 双方之间没有签署任何“代孕协议”或其他法律约定。
- 法院认为，小提无法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存在“代孕合同”或其他亲权约定，因此尽管孩子拥有她的基因，但从法律角度，小提不具备母亲身份，也不具有抚养权资格。
最终判决：
驳回小提关于亲子关系与抚养权的诉讼请求；
- 孩子由阿美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与稳定成长。
- 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阶段。
三、法律盲区：辅助生殖技术下，基因母亲是否等于法律母亲？
这起案件引发广泛争议的核心，不仅是同性伴侣之间的亲子关系，更是**“供卵者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亲子身份”**这一法律真空地带。
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：
母亲的认定标准主要依据是否“自然分娩”；
没有明确针对“基因母亲”与“生育母亲”冲突的法律条款；
- “代孕”属于法律禁止行为，任何非婚辅助生育关系均处于灰色地带。
- 也就是说，在现行法律中，生下孩子的人=母亲，即便卵子来自别人，也不构成法律上的“亲子关系”。
四、背后的代孕黑市：卵子明码标价，子宫成“工具”，人性何在？
该案件虽然不直接涉及商业代孕，但无疑再次揭开了代孕产业链的冰山一角。
近年来，国内大量地下代孕中介借“辅助生殖”之名，行非法代孕之实：
卵妹价格从5千到5万不等，学历越高价格越高；
代孕妈妈佣金仅占总费用1/10，中介机构暴利惊人；
买家可“挑基因、挑长相、选性别”，甚至“包生男”；
一旦怀女孩，常有强制流产行为，甚至不断让孕母反复怀孕直至得男婴；
不少代孕婴儿出生即患先天疾病，客户可要求“重新做一个”。
这些触目惊心的代孕现象，正悄然侵蚀法律底线与社会伦理，尤其是在部分同性群体、富人阶层中形成“代孕消费文化”。
五、代孕合法化？现实远比“你情我愿”更黑暗
支持代孕合法化者认为：“代孕是你情我愿，解决不孕不育人群生育困难，为什么不可以？”
但实际情况却远比表面复杂：
代孕背后极易滋生拐卖、非法拘禁、强迫流产等刑事问题；
极大诱惑会推动人贩子绑架妇女、未成年少女充当代孕工具；
“合法代孕”一旦推行，将加剧女性身体商品化，放大性别剥削问题。
台湾地区已在今年初通过代孕立法一读，但大陆社会普遍对其持强烈争议态度，担忧其带来的伦理灾难。
六、结语：女性的子宫，不应成为商品
厦门这起同性伴侣争夺抚养权案件，不仅仅是一次个人情感与法律之间的纠纷，更是一次对亲子关系认定、代孕伦理、女性权益保护的社会拷问。
我们必须反思：
什么才是真正的“母亲”？
在科技能制造生命的今天，法律如何保护孩子与女性的基本尊严？
如果允许代孕合法化，是否就是为“子宫租赁”开绿灯？
子宫不是商品，孩子不是订单，代孕不能沦为贩卖人性的黑市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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